回顾智能气功的历史，做坚定的智能功人
回顾智能气功的历史，做坚定的智能功人
——在“中心”职工集训会上的讲话
庞明(1998.12.29)
曾有人问我：“你是怎么想到编创智能气功的？”因为我是搞医的，在此过程中接触到了气功，认识到中医和气功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当时，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中医产生了浓厚兴趣，而对气功不认识。尤其在“文革”当中，气功遭到了批判，被打入了“冷宫”的最低层。但在那个时代，人们并未放弃气功。从北京来说，1971年郭林就在公园里教授气功。“文革”之后，气功更是一哄而起，练太极拳、搞气功健身，是“文革”期间在批判“活命哲学”中悄悄生长的一棵幼芽。这说明气功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广大人民心中占着一定的地位，人们在向往它。1978年在南宁开全运会时，硬气功作了表演，气功的生命力也由此逐渐上升。当时我就在考虑应该把气功和中医一样复兴起来。这时卫生部中医管理局局长吕炳奎找到了我，跟我谈中医和气功问题。正在这个时候，也就是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这样我就跟随着吕炳奎同志一块来进行复苏中医和气功的工作。1979年2月，我参加了全国的中西医结合座谈会。当时，人们认为中医的精华就是辨证论治。而我们由于研究了气功的缘故，认为那其实只是中医的应用，中医的真正精华应该是经络论、气化论。我们的观点得到了吕炳奎局长的支持。在这次座谈会上我发表的论文题目就是《继承发扬中医必须加强气本质的研究》。这就使得我必须加强气功和中医的关系的研究，并逐渐把气功和中医结合到了一起，对气功的认识也上升了一个层次。在《智能气功科学概论》一书中提到的《气功与中医》那篇文章，就是我在1979年参加中西医结合座谈会后的第二年(即1980年)，参加全国中医基础理论座谈会时写的。
我从1979年就开始讲气功课，讲松静，讲气功史，讲四大要旨(运用意识、引动形体、调整呼吸、涵养道德)。讲课的同时，我们开始整理传统气功文献。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有很多东西非常宝贵，但又没法讲清楚，也没法和现代科学相结合。因此，怎样使传统气功的理论和知识更加完善，就摆上了议事日程。我当时是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来研究、探讨气功的，一方面从文献上、从理论上研究，一方面也从实践上研究。
1979年，我国发现了耳朵识字现象，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因为像这样的特异功能，一般得练几十年才行，可小孩子没练功也行了。从1978年以后研究外气，1979年以后又出现了特异功能，这一切就使得我们脑子里发生了一个变化，即能不能快点使传统气功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快点为社会主义服务。可是一批科技工作者研究了几年后，发现气功这个东西现代科学解决不了它。到1979年、1980年，我们有了这样的认识：气功师发气要靠意念，而意念不属于现代科学已知的四种力(引力、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现代科学的建立是以这四种力为基础的，所以想用现代科学把气功研究透是不可能的。而要想真正把气功这门学问扩展开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就必须搞出一种使广大群众都能接受的、都能习练的气功。我们学习了马列主义，懂得一个新生事物要想快点成长起来，使得社会公认，就必须尽快地造成社会现实。每个新生事物都是如此，而气功这个新生事物更特别一点，现在整个现代科学都不认识它，1979年特异功能遭到批判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要想让科学界承认它非常难，因此只有首先让广大群众都来习练，气功科学才能逐步得到发展。我们在搞特异功能研究时就曾讲，搞特异功能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特异功能孩子七八岁、十来岁时有功能，可过了几年又没了，这往往就被认为是骗人的。这就是说，如果特异功能孩子的功能不能稳定，就都逃脱不了被骂作骗子的命运。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用气功的手段培养出功能较强的特异功能人才来，让他们搞试验，试验的人多了，神秘性就打破了。我在1980年就有了这样的认识。如果当时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可能编创智能气功；但有了这样的认识，如果没有党的方针政策的感召和支持，我们恐怕也不敢这么大胆地对传统气功进行改革。因为过去讲尊师重道，老师怎么教，学生就怎么学，一板一眼，不能改，改了就是离经叛道，师兄弟都骂你。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们走改革的路子作了后盾。所以我在1980年开始着手编创智能气功。1980年6月，我开始在北京给10个人讲气功课，为编创智能气功打基础。讲课之后不久就编创了“鹤”功，并且在秋季就开始教功了，10月份在北京气功研究会正式登记建站。到1981年春，我们在北京市气功研究会和北京市总工会的支持下搞了第一个外气发放培训班，教三心并站庄、形神庄，而且当时就明确指出“鹤”功是第一步功，形神庄是第二步功。智能气功的编创、发展从这时就开始了。所以智能气功的编创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思想指导下来搞的。
我的政治生命也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获得的。我的党员预备期是从1980年4月份开始的。所以这就使我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入党誓言能够在党的领导、监督下去实施。这个坚定的信念，就促使我们把传统气功改变成社会主义新型气功，从而走气功科学的道路，真正使得古老文化为当今人类作出贡献。
有人要问，为什么智能气功一开始就对党那么热爱，对党的事业那么执著?因为我的政治生命与智能功是相并而行的。1981年4月份，我在17位智能功第一步功的辅导员当中就讲，为了保证智能功事业的健康发展，应该在智能功组织当中成立临时党小组。当时，我虽然是北京气功研究会常务理事，但我不能在研究会里面讲，而为了保证我们智能气功的健康发展，可以在智能功里面成立临时党小组。当时大家讨论之后，意见没得到统一，以后我离开了气功界，临时党小组就没能建立起来。所以说在智能气功组织中建立党组织，不是我们哪一天心血来潮提出的，而是一开始编创功法时就有这个思想。1981年提出这个思想，可惜没有得到落实。1988年底建立石家庄智能气功进修学院后，1989年我们就建立了临时党支部。
搞智能气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因为一切事业都必须放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在我们国家，离开党的领导就没有一切，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够克服重重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所以我们创建智能气功和开展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设是一体的。另外，编创智能气功功法的时候，我们就是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编创的。1979年2月，我参与了组织全国第一次气功汇报会，之后又发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群众性气功组织——北京气功研究会。后来我们又筹备成立中华气功研究会。建立气功组织就必须有个明确思想，必须摆脱传统气功的那种江湖习气、门户之见的约束，使它符合社会主义社团的要求，总不能用过去那一套来建立全国性组织吧。所以气功要想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内容，就必须自觉地抛弃、改变原来的那种江湖习气的面貌。这就需要我们来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改造传统气功。1979年向吕炳奎局长提出中医、气功、特异功能三位一体的观点。气功与中医的关系，气功与特异功能的关系，我们在80年代初就从理论上作了阐述。像这些都是在我国改革大潮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新的思想，而这一切如果没有党的改革开放思想的引导，那就是不可能的。这就说明了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是智能气功编创的时代背景当中最根本的思想。
智能功的功理、功法以及一系列指导思想，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中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的，不是头脑一热想像出的。
智能气功的功法是以石家庄、北京为起点逐渐在全国推广、开展起来的。1981年在北京宣布形神庄为智能功的第二步功，1983年在石家庄就开始正式教练。然后石家庄的一些教练员相继到河北省各地去推广。1984年在石家庄举办了河北省的形神庄培训班。1985年由河北省总工会和河北省体委主办，石家庄气功辅导总站承办，在承德举办了全国第一届形神庄辅导员培训班。1983年～1985年，石家庄在河北省对智能功的推广、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
北京智能功的工作起步迟于石家庄，但发展较迅速。1985年4月28日成立了北京天安门形神庄辅导总站，这是第一个以智能功命名的辅导站。紧接着继承德班之后，1986年举办了第二届全国形神庄辅导员培训班。这两届形神庄功法的培训班影响非常大，在全国范围内点播了智能功的种子，并使其铺展开来。
1986年，我们开始到全国各地培训辅导员。第一次走出北京市、河北省，是到新疆库尔勒传功。年底回来后，在石家庄筹办了石家庄市气功学校，智能功·第一次有了教学基地。1987年，智能功有了大好形式，北京和石家庄两个地区的智能功蓬蓬勃勃地发展，在石家庄形成了气功的主导潮流。1987年石家庄举办了“捧气贯顶法”全市比赛，当时石家庄号称有30万人练智能功。这种轰轰烈烈的局面对推动全国智能功发展有很大意义。1987年北京就建立了几十个智能功辅导站。在一些高校也成立了智能功组织。像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都建立了辅导站，中国人民大学还组建了智能功研究会。更为可喜的是，1987年在北京海淀走读大学成立了“东方健身学部”，设立了智能气功专业。这是全国第一个有正式学历的大专气功教育。从1987年到1989年，北京的老师们先后走了近20个省近百个城市传播、普及智能气功。1988年智能功开始进入发展的高潮，全国各地普遍开花，办班活动接二连三。石家庄、北京的辅导员们就一批一批地外出办班教功。1989年，智能气功再次形成了大发展的好形势。北京、石家庄两个地区的智能气功更加蓬勃地开展了起来。
智能功的指导思想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慢慢随着功法的普及，智能功的功理、指导思想也应运而生。开始在办班过程中，虽也讲述智能功的理论，但还没形成一个系统。1986年提出智能功的根本理论混元气理论，但内容比较粗糙、简单，需借助很多传统气功的理论来讲，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气功理论的影响和束缚。形成的，在不同的阶段，提出不同的内容。1981年在鹤翔庄班上提出要高举团结的旗帜、高举科学的旗帜；1986年确定了三项基本原则，即以理服人，以德感人，以功力取信于人；智能功的宗旨是在1987年石家庄气功学校确定的。逐渐地，一个宗旨、两个高举、三项原则、四项指标并重就有了。另外，为了强化管理，使智能气功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1989年在石家庄举办的“首届县级以上智能气功辅导站代表集训会”上，通过了《智能气功辅导员守则》。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在全国大好的气功形势下，1988年4月我们在石家庄军事教育学院办了一次3000人的大班。石家庄市的领导同志们对智能气功非常支持。我到石家庄时，当时的副市长孙永生同志亲自到车站去迎接。在开学典礼上，石家庄市委副书记王刚同志、河北省顾问委员会主任杨泽江同志和我三个人为这个学习班剪彩。孙永生同志还几次到班上去看望老师和学员们，关心大家的生活。这个学习班办得很成功，效果好，影响大，石家庄市的领导也为此感到高兴。那时石家庄市的智能气功活动已搞得轰轰烈烈，练功人数很多。这和石家庄市的智能气功骨干们一批一批地做工作有很大关系。但如果没有领导的支持，光靠下边这些同志是搞不起来的。
有了群众和领导的支持，我们决定在3000人大班的基础上，进一步在石家庄成立智能气功进修学院，由曹院长(曹鹤芳)、马部长(马长庚)、冯广德、苑志华等同志做筹备工作。经过几个月的活动，学院批下来了。1988年11月1日，智能气功进修学院正式开班，第一期学员约四五百人。当时职工仅23人，大家既要收学费，又要发马扎、发校徽、收押金，还得自己统计疗效。招待所一开始对咱们也还挺热情，但毕竟是寄人篱下，饭菜不好吃，房子也漏，你也没办法。那时我工作很紧张，在全国各地办的学习班都需要我讲课。所以智能气功进修学院第一个开学典礼不是非常隆重。到了1989年第一期开学典礼，我讲了学风、院风，讲了我们的“一二三四”(一个宗旨、两个高举、三项原则、四项指标并重)。至此，智能气功的理论基础(当时出了《智能动功讲义》和《气功探遂》)、群众练功的基础、思想路线基础都初步具备了。其中思想路线更趋前，比较健全一点。智能气功进修学院成立后，智能气功的根据地就由北京挪到了石家庄。
1990年4月13日，某某功的头头被逮捕，卫生部发了关于加强气功医疗管理的通知，气功的整顿工作开始了。以前搞气功比较容易，这时难一点。为了把智能气功再向前发展一步，我校顾问原河北省人大副主任王玉同志、原河北省副省长兰凯民同志给省卫生厅、省教委做工作，把我们的办学主管单位由石家庄市教委转到了河北省教委。省里不仅同意接收，而且为我们创造了更方便的条件。1990年，我们把智能气功进修学院正式更名为“河北华夏智能气功培训中心”。兰凯民、王玉和张平(石家庄军事教育学院领导)三位同志任“中心”顾问。从这些事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老领导对气功的支持所显示的巨大作用。
我们的办学主管单位由石家庄市转到省教委后，办学规模更大了。到了1991年5月，学员就达到了2900多人，分散住在大大小小十几个宾馆和招待所。老师们对智能气功的感情非常深厚、真诚，工作很投入，学员们学练智能气功的心情也比较迫切，所以在此艰苦条件下，学员们毫无怨言，而且在结业时，90％以上的学员都是洒泪而别，场面非常动人。那时无论是在雪花纷飞的寒冬，还是在烈日当空的酷暑，老师们总是以身作则，战天斗地，在室外为学员教功、带功。像这些优良的作风、高尚的情操都应该继续发扬。
到了1991年，我们开始选新的校址，先后跑过灵寿、曲阳、易县、承德、井陉等地。到了年底，最后和秦皇岛海军408医院签了协议。以前在石家庄办学，用人家的房子，人家收房费、饭费，我们只收学费，吃饭人家做好的就吃好的，做生的、糊的就得吃生的、糊的，还不能提意见。所以没有后勤保障干起工作来难哪!我们知道这个苦了，再建校就不一样。这个408医院荒废多年，到处荆棘丛生。我们就在冰天雪地里开始修建我们的校园。这一段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那时“中心”资金短缺，只好借了70万元。当时我第一次尝到背债的心情。而且当时从石家庄寄来的钱，每到一个银行就压几天，不能及时到我们手中，造成了用钱困难。买煤没有钱，同志们就把自己的钱拿出来买。煤用光了，同志们就上山拣柴禾。劳动没手套，钻地下道没工作服。每个同志每月只发90元的生活费。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拼搏，终于迎来了1992年1月13日的第一届学术交流会，接待了1000多名代表。当时床铺还没弄好，把砖放在地板上，用床板一搭就当床了。包括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教授们都睡地铺。各地来的智能功同道都说，不论怎么样，这是自己的家了。条件虽艰苦，但大家感到很高兴。这样第一个基地就建起来了。这一切说明了什么？说明今天这个环境不是轻而易举来的，而是前面很多同志辛辛苦苦、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结果。
1992年我们提出战略转移，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什么要战略转移？因为我们从“大自然中心功”的破灭看到，搞气功不能完全放在轰轰烈烈的群众活动上，而是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1988年我们曾提过，争取到本世纪末有5000万至1亿人练气功，可是1990年以后我们不提了，因为气功界没能解决开展气功工作的指导思想问题。我们看到了全国气功的危机，所以从1990年以后就更加明确提出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把气功纳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做党的助手等一系列的政治观点。尽管如此，气功界的封建迷信、神学思想还是愈演愈烈，所以此时必须克服一味地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练功活动，而把主要精力转到搞科研上来。大家搞增产，没求神拜佛，也没掐诀念咒，这样就使智能气功进一步和科学紧密结合到一起了。搞科研目的首先是破除气功的神秘感，破除封建迷信，从而使气功摆脱传统气功的影响，揭去传统气功中神学迷信的面纱，还气功本来的科学面目。智能气功要真正走向科学，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当今时代是传统气功向气功科学过渡的时代，如果离开政治思想和气功科学研究，是不可能完成这个过渡的。所以1992年初开第一次学术交流会时，我们就没有提普及的人数，而只提加强业务工作，把智能气功转化为先进生产力。1992年的战略转移，是气功走向科学非常关键的一步，这使一些气功师没法再搞“神”了。
我们要将传统文化与当今的科学文化相结合来创立人类新文化，没有科学家的参与是难以想象的。所以1994年开办了免费的专家教授班，目的就是奠定我们搞科学实验的基础。气功科学实验和其他的科学实验不同，气功科研是群众性的，仅少数人搞不行。我们从1992年到现在已召开六届学术交流会，共收到论文4000多篇，其中3000多篇是科学工作者参与搞的。这3000多篇如果让几个科学家搞，那就不可想象了。要想尽快使传统气功向气功科学过渡，必须发动群众，这个群众既包括了广大的练功群众，也包括了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只有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才能加速气功科研的进程。智能功走群众练功路线，走群众科研路线，按党的方针政策开展工作，这样我们的科研基础就一步一步具备了。
智能功一步一步向前发展，我们的实体也要一步一步壮大。1991年河北省委办公厅李昌远和苏文勋两位同志曾到“中心”作过一次考察，给河北省的四大班子打了报告，说智能气功中心康复治病、科学实验效果很好，提出想建一个学院，成立一个科研所。当时省委副书记吕传赞同志批示，让教委、卫生厅、科委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成立学院条件不够，批了科研所，另外还批了两年制师资班教学试点。1995年又批了康复中心。这样“中心”就形成了培训、康复、科研三位一体的实体。有了这样的组织基础，我们才能把人组织起来，开展气功的培训、科研和康复工作。这一切都需要领导的支持。没有领导的支持，没有政策的感召是绝对不行的。所以我们智能功人千千万万不要觉得我们了不起，没有国家的方针政策不行，没有党的领导不行。希望每一个同志看到成绩的时候，首先应该归功于党，归功于党的方针政策。
这18年当中还有两件大事：丰润建校、北京气功城奠基。如果说1991年、1992年秦皇岛建校是在三九天斗严寒、战风雪，那么丰润建校就是在三伏天里战酷暑了。冒着炎炎烈日，在郁闷的天气中大汗淋漓，奋战了三个月，把空六军的营房修建成我们的康复中心。而在建北京气功城的时候也是很艰难的。这一切都凝聚着我们智能功人的心血。我们还办了企业，开始搞经济，1993年在石家庄办食品厂，摸索经验，以后又在岳阳办茶厂，最近又在沧州办了食品饮料厂。下一步要搞经营，把智能功直接变为先进生产力，为搞生产奠定基础。我们从理论、群众锻炼、科研、实体、方针路线这五个方面一步步发展和完善起来，为建立气功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顺便讲一下，我们的《职工手册》中有方针、指导思想、工作原则，为什么没写路线?主要是照顾到别人对这些东西还不认识，不好接受。其实，搞任何事业，都须按党的总方针路线来制定自己的具体的方针路线。毛泽东同志早就讲过具体路线和总的方针路线的辩证关系，离开党的总方针路线就会迷失方向；光有总的方针路线，没有具体的路线，就不能完成任务，就落空了。同志们应该把智能功的发展历程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的发展历程结合起来看。以前我们讲，智能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这不是凭空说的，如果认真分析我们每一步取得的成果，再看看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就能从整体的观点，用混元整体理论来总结我们的发展历程，它是跟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的前进步伐完全一致的，是个混元整体。如果能这样分析问题，那么我们对混元整体的理解就开始入门了。其实党教导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就是从整体的运动过程当中去把握事物的本质，这和混元整体是一致的。
智能功为什么这几年发展快了，威信更高了，这也是党的方针政策指引的结果，中央强调要讲政治、树正气，搞气功文化不讲政治不行。这些年，“中心”一直是按照先进性要求来工作的，“中心”的同志不都是共产党员，但应该做共产党人，按共产党人的理想、境界、条件去努力拼搏，从而真正使智能气功事业成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为人类的彻底解放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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